16世纪，法国南部地中海港口马赛，凭借着大西洋沿岸商业的逐渐繁盛，以及当地位居陆上与海上商路的汇集点，成为西欧贸易中心。原本兴盛的地中海贸易因此逐渐失去龙头地位。

 当时靠着地中海起家的意大利西北部城邦热那亚，面对大西洋地位上升及马赛的威胁，他们没有束手待毙，反而建立史上第一个自由港，商人也跨出地中海，积极参与大西洋沿岸贸易，从巴塞隆纳、摩洛哥、葡萄牙到非洲大西洋沿岸，都有热那亚商人身影。16世纪下半叶，热那亚在这些地区贸易中已取得支配地位。后世称这段时期为热那亚的“黄金盛世”，就是在面临大西洋的威胁下缔造出来的。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台湾也许是威胁，但这就像当年热那亚面对大西洋与马赛的竞争一样，危机未必不是转机。台湾仍可仿效热那亚，主动争取上海自贸区这个“威胁”带来的好处。

 危机可以变转机 抢近水楼台之便，接收上海遗珠企业

 上海自贸区即使对各国企业有极大吸引力，但它能容纳的厂商规模数量仍是有限的，在众多厂商竞争下，上海自贸区的进入门坎也会被推高，进入上海自贸区的“资格”将变成一项有价资产。

 这些“资格”，最后将会落入能在上海自贸区内创造出最高收入的企业之手，因为只有他们才支付得起要进入此区的高昂进入门坎，那些无法在上海自贸区内创造出高收入的企业，就将成为“遗珠”。

 对这些“遗珠”企业来说，即使支付不起进驻上海自贸区的高门坎，他们仍会想就近分享上海自贸区的好处。台湾未来的机会，就在于接收那些“遗珠”企业。

 从台北飞行到上海的时间，比从香港及韩国、日本等大城市飞到上海的时间都要短。如果能在企业心目中，建立起台湾与上海“近水楼台、利益均沾”的地位，他们就有可能将进驻台湾列为“次佳选择”。

 但要能吸纳上海自贸区的外溢好处，台湾本身至少要有两个条件：

 一、降低两岸间交易障碍。唯有将两岸之间的交易障碍降低，那些想就近分享上海自贸区好处的“遗珠”企业，才会将台湾列入考虑。如果两岸间交易障碍过高，则企业不会想到台湾。

 二、发挥比较优势。上海自贸区即使有“绝对优势”，但它不能每件事都做，它的有限资源，仍只能投入那些它做起来成本相对较低的事。至于那些成本较高之事，就是台湾可以努力的方向。

 但台湾的比较优势，不是靠少数专家或官员设计出来的。过去“亚太营运中心”的失败，就是一群官员专家自认为台湾具有比较优势，投入大笔资源打造软硬件。但这种闭门造车式的优势，不是经过市场“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脱颖而出的，而是靠政府资源扶植出来的，结果就如同政府扶植的各种产业一样，终究不敌市场规律而淘汰。

 任何单一个人，不可能具有设计整个国家未来走向的知识与智能。只有更开放的市场，给每个人最大自由去运用自己知识与经验，尝试各种不同机会，才能找出最适合他们做的事。这些经过市场考验后生存下来的优势，才是可长久的。

 现况卡在不够开放 政府说一套做一套，扼杀产业优势

 但要有更开放的市场，政府必须松开干预市场的有形之手。2013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马英九在文告中将“自由经济岛”喊得响亮。但是对照现实，许多台湾有优势的产业，尤其是就业人口主力的服务业，仍在政府重重管制下，口号和现实仍有不小落差。

 例如，台湾医疗业的优势，是连中国大陆都公开承认的，上海瑞东医院院长符振中就曾经说，台湾的医疗能提供中国无法提供的“高质量、高科技，以及‘感动服务’。”

 然而台湾的医疗业却是被政府管制最严的行业之一。有些人认为，有了管制，才有台湾的医疗优势，这弄错了因果关系。就如一个跑步健将即使吃坏肚子，虽然还是跑得比别人快，但绝不是吃坏肚子导致他跑得比别人快。事实上，若不吃坏肚子，他跑得会比别人更快。同样的，没有那些扯后腿的管制，台湾医疗的优势会更强大。

 这些对台湾医疗优势扯后腿的管制众多，但其本质来自一个思维，就是不许把医疗当成营利事业，所有对医疗管制的法规，几乎都由这个思维衍生而来。

 例如，台湾的医疗业是不能打广告的，《医疗法》第八十五条，对医疗广告项目采“正面表列”：只有医疗机构名称、地址、开业执照字号、医师名字、性别、开业日期等，这些法条列出的项目才可广告。

 以“正面表列”方式管理，是一种“只能在笼子里行动”的假自由，意思是“法律没说的就不能做”。医疗业的行为，就被限缩在法律正面列出的这个笼子里。

然而，如果一家医疗机构对肝病有特别有效的疗法，或一个医生看肾脏特别拿手，为什么不准他们宣传？

 广告可降低消费者搜集讯息的代价，不准医疗机构打广告，消费者对医疗信息的需求并未消失，他们就得自己搜集，但他们大多不是医疗专家，无从判断到底哪一家医院、哪个医师、哪种药对治病真的较有效。这些“外行搜集专业讯息”的代价，以及因此误判讯息导致看错医生的伤害，都是禁止医疗广告的后果。

 若允许医疗业打广告，当然亦会有夸大造假，但竞争却会制裁那些假广告的业者。因为竞争的存在，其他医疗业者比一般消费者更专业、更有意愿揭穿对手的假广告。就如A车厂若宣传车子有什么超乎常理的性能，他的竞争对手B车厂就有动机向消费者揭发。

 门坎过高做小了格局 强者进不来，劣者淘汰不掉

 除了医疗外，老人赡养是台湾另一个可以超越中国大陆的优势。双连赡养中心执行长蔡芳文说，中国大陆的民政部官员近来参访台湾的老人赡养机构，以借镜台湾的丰富经验。

 但这个产业依然是在政府的重重管制之下，主管老人赡养机构的内政部社会司，有一个法规名为“老人福利机构设立标准”，里面巨细靡遗的规定，老人机构寝室门的净宽度至少80cm、床与床间隔至少80cm，日间照护设施楼地板面积至少每人10m2、休闲活动场地每人至少6m2等。

 这些规定的客观结果，就是拉高这个行业的进入门坎。有志加入的业者，要负担庞大成本来符合这些零碎规定，最后就只有少数人可进入。

 为何我们会见到虐待老人的赡养机构？为何我们见不到虐待顾客的餐厅、KTV？因为前者的进入门坎被政府拉高，市场竞争优胜劣败的作用不能发挥，劣质业者没有被对手淘汰的压力。因此，政府这些规定看似保护消费者，其实却是保护那些劣质业者。

 台湾的医疗和老人赡养的共通点，都是不准把这些行业当营利事业来办。但放眼市场上人们使用的各种产品，只要是让消费者出钱又觉得满意好用的，都是营利事业提供的。

 政府没规定手机业者不许赚钱，没规定手机该多长多宽，该有什么功能，该续电多久，消费者用得很开心。政府规定医院不能是营利事业，不能打广告，规定老人赡养机构空间须有多大，结果就是病人等病床要排队、求诊被医生3分钟打发、某些赡养机构虐待老人等。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更开放的市场，就是对消费者最好的保护。当消费者的利益达到最大，任何对该产出有贡献的资源、人力，也会获得最大回报，整个经济成长之道不过如此。

 更开放的市场，不是光在嘴上喊“自由经济岛”就可实现。过去台湾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优势，不过是制度上较为自由，也就是说，台湾赚的其实是“制度优势利润”。

 但是，当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对岸和台湾一样，甚至更自由的时候，如果台湾还继续维持这些“扯后腿”的管制，最后就是让对岸反过来赚走台湾的“制度优势利润”。

 这也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后，带给台湾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