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11月12日发布中国会议统计分析报告称,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全国公款举办的政府会议和事业单位会议比例不断减少,企业会议比例不断增加,我国会议市场变化趋向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的会议市场,就是政府性会议比例很小,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会议主导会议经济。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进一步约束公款消费,庞大的政府会议市场完全可以压下来。
三年前,我国首次发布的中国会议蓝皮书指出,目前全国每年举办会议达几千万个,涵盖公司会议、政府会议、事业单位会议和社团会议四大类,经济产值近万亿元。当时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负责人强调,会议经济正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会议产业链各相关环节的重视。但要看到,我国各级政府和各类政府机构的会议形成庞大的政府会议市场,与发达经济体一般特征以及市场经济机制很不协调。大力压缩政府会议以及事业单位会议,是压缩“文山会海”公款开支的当务之急。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说,《2013年中国会议蓝皮书》暨《2012年中国会议统计分析报告》,反映出我国会议产业的一些主要变化趋势。从2011年中央就开始发出减少用公款开会的通知,特别是去年“八项规定”的出台,进一步约束了公款消费市场。三年来,在我国四大主要会议市场中,使用公款举办的政府会议和事业单位会议比例不断减少,企业会议比例不断增加。企业会议从2010年的49.9%增加到2012年的59.7%,我国会议市场的这种变化趋向欧美国家的会议市场,对此要坚持不懈,该压缩的必须坚决压住,不容反弹。
事实表明,只要下决心、动真格,庞大的政府性会议完全是可以压缩的。这一年以来,针对旅游节会过多问题,国家旅游局决定一般不再与省区市政府联合举办旅游节庆活动,取消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和中俄旅游教育论坛,减少21项以国家旅游局名义举办的旅游节庆活动。国家旅游局全年压减会议活动84项,比去年同期减少51%。
据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分析,中央勤俭办会的政策要求,使我国会议平均消费逐年递减。许多会议降低住宿餐饮的标准,使得会议三项主要消费中的住宿餐饮费与会场费的比例从2011年83:17减少到2012年的74:26。会议规模在逐年缩小。规模在100人以下的会议从2010年的47.1%增加到2012年的61.4%,而100人以上的会议所占比有不同程度的减少,特别是千人以上的会议两年中同比下降了75%。
会议经济属于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让市场主导、企业为主,才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和消费。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大背景下,压缩非生产性的公款性会议,有利于发展生产性的会议服务业。多年来,我国会议的主办机构习惯于自己办会,因此既“劳民伤财”,效果又不是很好。随着服务贸易的逐渐推广,“花钱买服务”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数据表明,最近3年,交由旅行社和会议服务公司承办会议比例,从2010年的9.1%提高到2012年的12.3%,特别是流动性会议中的24.8%都是由会议服务机构承办的,从而进一步促进会议服务业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纷纷成立自己独资或控股的企业,如水利部门有水利投资公司,交通部门有交通投资公司,农业部门有农业投资公司,旅游部门有旅游投资公司,科技部门有科技投资公司,环保部门有环境投资公司,就连城管都有环卫投资公司。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经营化、投资化倾向令人深忧。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明确了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维护市场公平秩序无疑是政府的重要目标。
在11月1日召开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今后地方政府原则上不要再直接投资办企业。当前,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务必使各级政府从公司经营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在调查中发现,在中央要求过“紧日子”的背景下,有的地方政府和厅局单位仍采取各种手段继续经商、办企业,与民争利甚至以权谋私,危害很大。
这种违规投资办企业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开办与主管业务相关的企业,利用行政权力对其他企业进行管制,为特定企业提供便利服务;二是技术经营,利用技术优势,提供垄断性服务。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三是跨行业经营,一些部门开办宾馆、会议室,面向社会经营,利用公共资源谋取经济利益。
中部某县投资平台负责人赵先生透露,目前地方政府或厅局跨行业办企业的显性投资方式日益减少,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经营企业或者与企业保持隐形投资关系的现象仍然很普遍,成为相关部门将手中资源“变现”的最先选择。
例如环保部门下设环保科研机构,垄断企业的环评工作;公路局下设规划设计公司;教育系统内成立资料印刷公司等等。“想要顺利环评过关,就只能用环保局指定的环评公司,没办法,他有最终裁判权,就有发言权啊。”一位化工企业经理无奈地说。
“这些公司看似与政府的财务脱钩,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彼此之间是有利益交换的。”赵先生说,这种利益的联结主要有几种途径,一种是由原来的政府独立出的企业,与政府私下仍有财务往来;一种是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户经营,获得收益后,与政府分成;一种是已有企业为了“背靠大树好乘凉”想方设法成为政府的“下设”企业。
这些方式虽然形式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投入的是资源,企业收获经济利益,最终以提成、分成等不同方式回馈给政府,达到“利益共赢”。
“将新政府大楼会议室承包给熟悉的个人,以年租金5万元计算,政府各个部门开会收每次1000元到2000元的场地费,还可以对外经营。各部门开会的花费算作公款支出,但收上来的钱就是‘小金库’,不计入财政,在月底年底再发给办公人员做福利。相当于将公家的钱想办法变成私人的钱。”
中部某乡镇负责人杨先生私下谈起了自己的经营办法。他说,目前政府公务员收入逐渐透明化,只能想方设法搞投资,为单位及个人赚点外快。乡镇比不上省市级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多、寻租空间大,只能通过这种租酒店、租会议室的简单办法赚点“小零花钱”。